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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策文化及其对政策科学本土化的价值

时间:2019-01-26 22:3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政策科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中国仅仅有近30年的历史,还不够成熟,需要完善。1980年代后期,中国才开始把政策制定和执行问题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1992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政策科学研究会,极大地推动了政策科学研究,并推动高等院校的

  政策科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中国仅仅有近30年的历史,还不够成熟,需要完善。1980年代后期,中国才开始把政策制定和执行问题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1992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政策科学研究会,极大地推动了政策科学研究,并推动高等院校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专业开设了公共政策的相关课程。

  当今中国的政策科学教材的内容体系,主要是以美国的教材作为蓝本而形成的。1992后大量的美国公共政策或政策科学研究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翻译成中文,对于推动政策科学在我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借鉴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学者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教学需要,国内学者编辑出版了一些教材,形成了现在的政策科学教材内容体系。同时,近30年来,我国涌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政策科学的学者,他们不但有比较深厚的西方政策科学知识的背景,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政策思想和政策实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政策科学的本土化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卓有成效。

  政策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科学,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与该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政策科学中,相当多的内容并不具有普适性,相反应具有国别性、时代性。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就在讨论政策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特别是世纪之交,这一线年初本文作者曾发文指出,在当代中国研究政策科学需要坚持中国化的方向,通过理论创新实现政策科学的中国化。[1]同年,徐湘林进一步提出了“政策科学本土化”的命题,并指出:“我国政策科学尚存在着学科发育不全以及理论和方法贫乏的问题。中国政策科学只有在学术借鉴和本土化研究的双重努力下追求自身的完善,才能摆脱学科发展的困境。”[2]经过几年的思考,徐湘林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政策科学本土化出路”的问题,并具体指出其出路主要有三个层面:价值伦理研究、本土研究(即本土的政策实践研究)和本土化研究(即政策科学的概念、范畴、理论解说和方法的本土化和理论创新)。[3]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政策科学本土化的具体任务。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特别重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当然也包括政策科学的建设。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一个特点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并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线]政策科学的本土化,需要打造本土化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的关系”。[5]综上所述,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实现中国政策科学的本土化,打造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必须处理好“继承性、民族性”以及“传统”问题,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政策文化,应把加强此项研究作为当前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巨著和学术思想,这些巨著和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政策文化观。道家的自然主义政策观、儒家的中和主义政策观和法家的权治主义政策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政策观,虽然它们发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常在并延续至今。

  自然主义的政策观主要是以老子的道家无为政策思想为代表,主张政策要顺其自然,政府要无为而治,尽量少干预老百姓的事情,而让老百姓自主地处理自己的生产生活,从而使社会在自然状态下得到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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